
第六章
嘴含笔杆的九年:为了战友的嘱托
1982年,朱彦夫因为常年超负荷的劳累,身体彻底垮了,生了一场大病,不得不辞去了当了25年的村支书,搬到县城去住。这一年,他五十岁了。回头看看张家泉村,变了大样——一层层的梯田盘绕在山间,苹果园、花椒园绿了一片又一片山洼,深水井也打了好几口,乡亲们终于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讨饭,碗里也能见到白面馍馍了。
搬到县城后,日子仿佛一下子慢了下来。陈西勇陪着他侍弄些花花草草,带带孙儿孙女,平淡里透着安稳的幸福。可朱彦夫心里头,始终还压着一块大石头,沉甸甸的——指导员临终前的嘱托,他还没能兑现。
“西勇,我……我想写书。”1987年的一天,朱彦夫像是下了很大决心,对陈西勇说,“我得把长津湖那些战友的事写出来,得让后人记住他们。”
陈西勇一听就急了:“不行!你身体啥样你自己不清楚?医生千叮万嘱不能再劳神了!写书那是多耗心血的事,咱不写了,行不?”
展开剩余74%“不行,”朱彦夫摇摇头,眼神异常坚定,“这是我对指导员立下的军令状,也是对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的一个交代。必须写!”
陈西勇知道拗不过他,只好叹着气,去文具店买来了钢笔和厚厚一沓稿纸。从那天起,朱彦夫就像是“走火入魔”了。他坐在椅子上,把棉被垫在残腿上,再把稿纸铺在棉被上,然后深深弓下腰,用嘴紧紧含着笔杆,脑袋使着劲,一笔一划地在纸上“啃”。
笔杆硌得牙龈生疼,口水不受控制地顺着笔杆往下流,常常把刚写好的字迹洇湿、模糊。他只好停下来,擦干净口水,喘口气,再重新写。往往一个小时过去易倍策略,纸上也才歪歪扭扭地落下十几个字。嘴唇磨破了,渗出血丝,他就含块水果糖缓解一下,接着“啃”。
陈西勇在一旁看着,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她每天都会在他旁边备好温水,等他写累了,就赶紧用温毛巾帮他擦擦嘴;晚上,她把写满字的稿纸一页页理齐,不用订书机,怕不牢靠,而是找来针线,一针一线地仔细缝缀成册。
有一次,朱彦夫辛辛苦苦写了半个多月的稿子,忽然找不到了。他急得火冒三丈,冲着陈西勇发了脾气:“是不是你收拾东西给弄丢了?!那是我半个月的心血啊!”
陈西勇没吭声,只是默默地屋里屋外到处找,从早上找到天色擦黑,最后终于在床底下角落里找到了——是被风吹进去的。她拿着那份失而复得的稿纸,走到朱彦夫面前,声音依旧平和:“找到了,别急,我用熨斗小心熨熨平,还能接着写。”
朱彦夫看着她平静的脸,心里又是后悔又是心疼:“西勇……对不住,我不该冲你嚷嚷……”
“没事儿,”陈西勇笑了笑,“你心里着急,我懂。”
这写作的过程,也是一次次揭开伤疤、重温噩梦的过程。每当写到战友们牺牲的惨烈场景,朱彦夫夜里就会做噩梦,大喊大叫着从床上滚下来。陈西勇怕他摔伤,从那时起,每天夜里都紧紧搂着他的残臂睡觉,只要他身子一抖,嘴里一喊,她立刻就惊醒过来,用力把他抱在怀里,轻声哄着:“彦夫,不怕,我在呢,我在这儿呢……”
朱彦夫有时还跟她开玩笑:“我梦里头净是指导员、战友们,还有美国鬼子,哪顾得上喊你。”
陈西勇却一脸认真:“不管你顾不顾得上,我都抱着你,这样你就摔不着了。”
(撰稿:谭福欣)
点评:
《沂蒙情浓:她爱上了沂蒙山的铁血男儿》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,更是一曲关于信仰、坚守与爱的英雄史诗。它以细腻笔触雕刻出两位平凡人不平凡的一生,在苦难与光辉的交织中,让我们看见生命的最高境界。
一、双重英雄的生命交响
朱彦夫是战场上的钢铁战士,是山村里的脱贫先驱,是用嘴含笔书写33万字的文学勇者。而陈西勇则是另一种英雄——她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一个英雄的后半生,用日常的坚守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壮举。他们的结合,是两种英雄主义的完美互补,共同谱写了生命的壮丽交响。
二、爱情的本质诠释
这段感情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浪漫,在相濡以沫中抵达了爱情的本质——不仅是“我做你的手和脚”的生活扶持,更是灵魂深处的相互认领与共同成长。陈西勇从敬佩到理解,从支持到融入,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英雄精神的守护;而朱彦夫在获得力量的同时,也始终珍视这份付出。他们的感情,是对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最深刻的诠释。
三、沂蒙精神的生动注脚
故事根植于沂蒙这片红色热土,朱彦夫和陈西勇的身上,流淌着沂蒙人民最朴素的价值观:对国家的忠诚、对责任的担当、对承诺的坚守、对苦难的超越。这种精神在当代依然熠熠生辉,提醒着我们什么是生命的价值、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
这篇文章的价值,不仅在于记录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,更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: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脆弱时刻,而是在脆弱中依然选择坚强;最伟大的爱情不是花前月下易倍策略,而是在艰难岁月中的不离不弃。朱彦夫和陈西勇用一生证明,爱可以创造奇迹,信念能够超越极限,这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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